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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多数需要依赖家庭或社会监护体系维持日常生活。在监护人年老或去世后，如何确保财产能够持续、安全地用于受益人的余生照护，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

　　特殊需要信托作为一种创新财产管理机制，能够有效实现“财产管理+专业服务”的双重功能，为特殊需要群体提供长效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特殊需要信托正是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当前我国特殊需要信托的发展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面临法律制度不完善、税收政策不明确、激励措施不到位等多重制约。其中，税制安排的模糊与缺失，不仅增加了交易成本，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家庭通过信托机制安排长期照护的积极性。

　　根据《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特殊需要信托属于资产服务信托中的财富管理服务信托，可采用自益或他益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服务对象明确针对心智障碍者、失能失智老人等群体，旨在满足其终身照护和财产保障的特殊需求。

　　目前，国内市场主要形成了三类运作模式：一是以残联为主导的信托模式，如深圳市由残联和金融监管部门联合推动设立，强调公益属性；二是信托公司、社会组织与家庭三方协作模式，社会组织承担监察和评估职能；三是信托机构直接与家庭签约模式，以万向信托“星爱”“星语”系列为代表。

　　尽管已有十余家信托公司积极布局特殊需要信托领域，但行业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资金门槛问题尤为突出。设立特殊需要信托的起始资金要求通常在30万-50万元，而根据《2023年全国残疾人家庭收入状况调查报告》公布的数据，2022年全国残疾人家庭人均年收入仅为2.2万余元，高昂的设立成本使得许多特殊需要家庭望而却步。

　　此外，特殊需要信托还面临第三方服务市场培育不足、专业服务机构数量有限，难以满足特殊需要人群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等诸多难题。

　　信托税并非独立税种，而是指税法在信托领域适用的一系列特别规范。对于特殊需要信托而言，税收立法的核心在于明确其课税的法律依据，无需单独制定所谓“信托税法”，更适宜以“融入式立法”路径，通过在现有税收法律法规中增补相关条款，逐步完善对其征税的规则。

　　税制设计需首先立足正当性与合理性，即以“税收公平”为基准，强调根据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分配税负，主要依据所得（财富增量）、消费（财富流量）与财产（财富存量）三类指标。这些指标在政策制定中起到关键作用，帮助平衡财政需求与纳税人承受能力，避免对施加过重税负，提升税制的公平与效率。

　　因此，应合理设计特殊需要信托所涉的所得税、流转税和财产税课税规则，为推动建立完整、适用的特殊需要信托税收制度提供清晰框架与指引。

　　特殊需要信托因其高度灵活性，能够依据参与人的具体需求进行个性化设计。这也为现行税法体系带来了挑战，在对其所得课税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亟须针对其特殊性系统设计所得税课税要素。基于信托财产所得的归属及税法原理，应在纳税主体、应税所得与课税时点等方面作出前瞻性安排。

　　在纳税主体界定上，应遵循实质课税原则，刺破交易外观形式以认定实质上的负税人。特殊需要信托实质是委托人经由受托人向受益人输送信托利益的管道，其所得、费用与亏损等税收属性均应流向受益人。受托人仅作为“税收透明体”，税收后果应穿透至受益人，由受益人承担所得税纳税义务。考虑到受益人可能分散且缺乏行为能力，可规定由受托人作为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以提高征管效率。

　　在应税所得的认定方面，应区别信托移转所得与信托收益所得。财产转移环节不产生新收益，不应课税；而信托在运营、管理中产生的收益，属资本增值，构成新的应税所得，是特殊需要信托所得税的课税对象。由于信托收益类型多样，可能涵盖利息、股息、财产转让等多种形态，应运用税务流经方法，在受益人计算应税所得时保留原始收入类别及税收属性，分别适用相应税率，以体现税收公平。

　　在课税时点的确定上，应采取所得发生主义原则，即以受托人实际产生信托收益的时点确认纳税义务，而非待收益分配至受益人时。即便收益被累积或用于支付第三方服务费用，仍应视同受益人已即时享有该部分经济利益。此举可避免因信托收益分配的时间差导致的税收不确定性，增强税制的可操作性和合理性。

　　与所得税制度近乎空白不同，信托流转税征收一直有相应的法规政策依据，尽管这些规定相对分散。财政和税务主管部门明确要求：“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

　　特殊需要信托具有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质特征，属于资产管理类产品。受托人在管理特殊需要信托财产过程中，可能产生多种增值税应税行为，应按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而增值税作为可转嫁的间接税，最终消费者才是真正的税负承担者。以具有法律所有权的受托人为纳税义务人，符合增值税根据形式权利义务关系确定课征对象的机制，有利于提升税收征管效率。

　　除了所得税和增值税两种主要税种外，特殊需要信托在课税过程中，还可能涉及印花税、契税、房产税等多种税项，具体税种取决于受托财产的具体性质。

　　以房产税为例，房产税是以房产为征税对象，依据房产价值或房屋租金收入向房产所有人征收的一种税。信托登记制度的缺失，导致以不动产作为特殊需要信托财产时，在认定房屋产权所有人时存在困难，进而影响税法上对于房产税纳税义务人的确定。

　　今年4月以来，北京、上海、广州、厦门等地接连落地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若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制度能够得到推广，则在特殊需要信托房产税课税时，在信托设立阶段，应明确由受托人作为房产税的纳税义务人。在信托存续阶段，若受托人将房屋产权进行了转移，则以变更不动产登记后的房屋所有权人为纳税义务人。

　　税收优惠是推动特殊需要信托发展的重要动力，直接关系到实施效果。根据政策目标的不同，税收优惠可分为政策性和照顾性两种类型。

　　商业性特殊需要信托适用政策性税收优惠。作为政府调控工具，旨在鼓励、扶持特定行业发展。我国特殊需要信托目前面临市场规模小、参与度低等挑战，需要发挥税收优惠的激励和引导功能，培育特殊需要信托市场发展。

　　目前，京沪广厦等地已经就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开展试点工作，有关信托公司在办理心智障碍者家庭的不动产信托登记过程中，众多心智障碍者家庭觉得目前契税、增值税、所得税等负担过重，强烈呼吁税务部门落实习“关心关爱精神障碍人员”“对残疾人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指示精神，在特殊需要家庭以住房设立特殊需要信托（房产装入信托）时给予税收减免的政策。

　　非营利性特殊需要信托适用照顾性税收优惠。这是面向的特殊待遇，注重社会保障功能，旨在促进社会公平、保障公民基本权利。量能课税原则要求税收负担应与纳税人的实际能力相匹配。特殊需要群体普遍处于弱势地位，使用此类信托的家庭多属中低收入，税收承担能力有限，若按一般标准课税，将对其生活造成较大压力。因此，针对特殊需要信托实施税收优惠，既回应了纳税人之间的能力差异，也是税法实现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具体路径。

　　我国《信托法》第六十条明确将为扶助残疾人而设立的信托纳入公益信托范畴，非营利性特殊需要信托依托社会捐赠，面向低收入心智障碍者家庭，具有明显的公益属性。尽管其受益人范围相对特定，但仍以促进福祉为根本目标，与公益信托共同服务于“公共需要”这一核心价值。因此，应赋予其与公益信托同等的税收待遇，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残疾人的生活质量，更是健全社会保障与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

　　此外，2023年修订的《慈善法》在第八十五条与第八十八条亦明确规定慈善信托享受税收优惠，并授权财税及民政部门制定具体政策，为慈善信托及同类公益安排提供了法律与组织保障。这也为非营利性特殊需要信托的税收支持奠定了制度基础。

　　从国际实践来看，多国已建立系统化的税收优惠机制以支持特殊需要信托。例如，美国的“合格残疾人信托”享受较高免税额，相关收益用于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时可部分免税；英国“残疾人信托”在符合条件时适用低税率或免税；新加坡对特定残疾信托的赠与或继承减免印花税；日本则对残疾人信托财产登记税实施优惠税率。

　　这些经验表明，构建多税种、多工具协同的税收支持体系对促进特殊需要信托发展尤为关键。我国目前针对特殊需要信托的税收政策仍较为欠缺，应借鉴国际经验，以系统性思维推动立体化税收优惠体系建设。除直接减免税之外，还应综合运用纳税期限递延、先征后返、税基抵免、加计扣除等多元优惠手段，形成政策合力。这不仅有助于减轻税收负担，更能够激励信托设立、提升政策效能，从而更好地保障特殊需要群体的权益。

　　特殊需要信托制度在我国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要促进其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完善税收实体制度，优化税收程序规定，探索数字化背景下信托税收征管的创新模式。未来，应当进一步加强特殊需要信托税收政策效果评估研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确保税收政策与特殊需要群体的民生需求相匹配。只有完善与特殊需要信托相配套的经济税收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才能推动特殊需要信托步入规范化发展轨道，逐步形成“弱有所扶”的民生保障新格局。

　　特殊需要信托不仅是一种金融服务工具，更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税收制度的精确设计和政策激励的适度强化，我们才能够为特殊需要群体构建更加安全、可持续的未来保障机制，真正实现社会公平和包容性发展。